上游评论

谨防聘记者任信息员变成“监督舆论”

　　11月24日，提交审议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草案)》透露，县级以上政府应当聘请新闻媒体基层记者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及时收集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及相关社会动态。(11月25日《广州日报》)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出台这样的一项规定，当然值得拍手称快。记者本身就跟社会接触很广泛，信息灵通，让他们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有利于政府及时处理突发事件。此举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考量：政府部门聘记者担任信息员，是将记者拉到自己的战线上来。当然，那些涉及某些官员权力滥用或失职的问题，最好就不用报道了；哪怕老百姓找上门，也要站稳立场。
　　聘用记者担任信息员，其实是将记者当“国家工作人员”的思维在作祟。也许，在立法者心里，记者和警察、检察官一样，都是国家的人，都有为政府分忧的职责。但实际上，记者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反而是以监督公权为天职。在我看来，对记者来说，比及时向政府报告突发事件更重要的，是要监督政府，防止部分官员权力滥用。特别是那些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名，来掩饰滥用权力的行为。我们不能要求记者一心二用，既与政府齐心协力，又要监督公权，这可能造成“人格分裂”。而对于政府来说，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足够的能量来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员队伍，不缺记者这一群体。聘请记者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既没有必要，也可能在事实上损害舆论监督。
　　政府借聘用的名义来挤占公民权利，堵塞公民维权渠道的事例有诸多先例。例如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该区政府曾聘下区内所有律师，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是直接以强制的手段，压缩民众权利。如今，有些地方政府开始打着“聘用”的旗号进行“软制约”。
　　也许，《草案》中提出聘记者担任基层信息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聘请却可能在实践中走形。对此，有关方面不得不察。

杨涛（江西 检察官）

“奥巴马女郎”走红在平庸的时代

　　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科技馆发表演讲并与中国青年对话。现场与奥巴马一起出现在镜头里的一名中国黑衣美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并迅速走红各大论坛。11月25日，该美女的身份被曝光：她是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研一学生王紫菲。王同学也通过博客发表了回应。（11月25日《新快报》）
　　美女蹿红网络，并非因为她向奥巴马提出了什么经典问题，相反，她只是默默地坐在了一个能和奥巴马一同进入镜头的好座位上而已。在奥巴马和中国青年对话结束之后，这次演讲“影响深远”的不是什么演讲或对话内容，却只是这位黑衣美女。舆论关注她，因为她的美艳，她的红色外套，以及她和奥巴马握手时，镇定而毫不羞涩的眼神。
　　社会学家或许可以找出千万种理由来阐述“奥巴马女郎”为何会蹿红网络。当奥巴马女郎的照片和动画，第一时间出现在网络上后，网民们几乎集体无意识地跟进并推动了这一事件，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之后，闾丘露薇曾在博客里无比遗憾地写道：这次奥巴马的town hall meeting规模确实很大。但说实话，互动的过程却并没有出现火花。镜头里面的那些年轻听众，完全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活跃和好奇心。这让我想起了25年前的复旦相晖堂，那时候的大学生或许很土，但是充满了活力。
　　在这场对话之后，很少有舆论像闾丘露薇这般去关注这个时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了。一些“内核”的东西已经远离舆论聚焦的视野，我们似乎更愿意将目光放在那些年轻人的外在形象、衣着打扮上，只关注他们的神态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气质。
　　当然，我们不能将板子全部打在现场年轻人身上。什么样的土壤决定什么样的果实，如果时代环境压制了年轻人的精神成长，那么这个时代也应背负一定责任。不得不说，我们虽生活在一个物质逐渐丰裕的时代，可是我们的精神或许正在日渐平庸。“奥巴马女郎”正是走红在这样一个平庸的时代。

陈方（河北 媒体从业者）

副县长辞官后靠什么成为亿万富翁

本报评论员 单士兵

　　刘有贵是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的副县长、六合区的副区长，他以借来的400万元起家，下海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的“地主”。几年过后，他成为身家过亿的大老板。原来，他是仗着那些“台上朋友”，利用特殊的“人脉关系”，以“空手套白狼”手段来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从而实现了暴富。（11月25日《法制日报》）
　　有太多事例说明，许多暴富的神话背后，流淌着见不得人的肮脏东西。曾经“官运亨通”的刘有贵，不顾仕途的“顺风顺水”，毅然选择下海，就是看到权力建立的“人脉”可以产生更大利益。这个亿万富翁的发家神话，其实见证的是期权腐败的可怕。
　　这些年，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期权化”现象层出不穷，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一些官员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建立自己的“人脉网”，或是对某些企业单位百般关照，来为日后退休下海谋求铺垫。这种行为，很有几分期货市场的交易特征。比如，刘有贵靠倒卖土地迅速发家，就与老部下兼老朋友的当地国土局局长帮助有关。在这些“朋友”的“帮忙”下，他不仅第一时间获得内部信息，还能在相关程序审查中一路绿灯。
　　也就是说，像刘有贵这种辞官下海的人，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并不是因为懂得市场规律，深谙经营之道。诚如知悉此案内情的有关人士说，如果没有那些“还在台上的朋友”，他恐怕连一亩地也搞不到，光土地出让金就能让他憋死。问题是，这些“台上的朋友”为什么会给他面子呢？很显然，这绝不简单是因为当地官场很讲交情，不存在人走茶凉的现象，而是刘有贵曾经的期权交易产生了特定的价值，那些“台上的朋友”不过是在利用现有权力来支付偿还权力曾经赐予的好处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期权腐败的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往往会形成一种默契。在位官员与他提拔的干部之间，往往并不存在什么契约，而是在权力转让过程中，彼此形成某种“心理合同”。随着时间推移，在官员退休或离任后，当年投桃，今日报李，最终完成公权与私权的交易。而且，这种期权腐败也并不局限于官员与官员之间，还可能出现在官员与企业老板之间。比如，一些官员在位时，为一些企业发展打开一条“特别通道”，在政策上对其格外倾斜，甚至利用自己官场关系网，为这些企业经营铺路搭桥。等到这些官员退休或辞职后，或是到这些企业“打工”，或是做“顾问”，或是成为商业“伙伴”，来顺理成章获取高额回报。
　　权力腐败并不总是张牙舞爪的，而是多以阴险狡诈的形态出现，往往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罪恶的交易。刘有贵依靠官场“人脉”创造了亿万家财，就见证了期权隐性交易的可怕威力。这种深谋远虑的“收益”，其实比那种“现兑”的权钱交易更容易化解腐败风险，来成为一种隐蔽、高明的腐败策略。如果不能阻止隐性的腐败交易期权化现象，在暗地里越过边界的权力必将吞噬太多的公共利益与公平正义。
　　期权腐败是腐败的变种，期权腐败又可以演绎出种种花样手段，扰乱相关监督的视线。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权力真正顺沿着程序正义的轨道，任何突破权力边界的行为都不可能逃脱监督的目光。副县长辞官成亿万富翁，其实拷问的还是官员在位时的权力到底有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官员离任后的跟踪监督与审计制度到底有没有切实执行。如果不能切实堵住这些现实制度与执行的漏洞，就不能真正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权力腐败自然就会派生出更多复杂的花样。

从“撞车赔不起而自尽”看畏富心理

　　28岁的湖北男子周某替雇主开车去上牌照，不小心将一辆奥迪轿车外壳撞瘪，听车主说车至少20万元后当场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因担心付不起赔偿金会坐牢，周某凌晨在家悬梁自尽。（11月24日《武汉晚报》）
　　有人一句话评价这出穷人的悲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指责一个轻生者的脆弱也是不公正的。赔偿金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他可能并未被这逼得走投无路，但这肯定也是压垮其脆弱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在旁人看来，这笔赔偿金不至于将人逼上绝路，可他就是被压垮了。
　　这就是穷人的悲哀。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的脆弱，而我们的社会对这种穷人的脆弱似乎缺少必要的体恤，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之恶不得不察。开车撞了别人的车，固然是他的错，但因为经济的脆弱他承担不起过错的责任。其实，有多少类似的穷人正面对这种无力承担责任的压力而终日惶恐，他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街上跑的漂亮汽车，普通人看到的是风景，穷人看到的却是个惹不起的“怪物”。碰一下剐一下可能就会把人推入深渊，所以万分小心，避之而不及。当不懂事的穷人家小孩因好奇而去触摸身边的豪华汽车时，你会从他们父母眼中看到那种惶恐。
　　穷人的算盘会这么盘算：一条人命赔偿20万，一辆20万的车就相当一条命的价值，这是他们万万惹不起的。不止是富人的车惹不起，富人的一切都惹不起，甚至包括他们养的狗。因撞死富人的狗而给狗下跪的新闻，好几年前就有了。给狗下跪能解决问题的，那还算是富人的仁慈——还有多少人因刮了车的一块漆而赔得倾家荡产的？
　　所以，穷人会有一种畏富心理，畏惧到了极点，就是悬梁自尽的周某。当一个社会的穷人对富人产生如此强烈的畏惧心理，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畏富心理必然导致不理性的仇富心理，穷人惹不起富人，作为心理补偿或许就从心里希望看到富人倒霉。贫富差距的社会之恶还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穷到听到赔偿金就哆嗦时，许多东西都要因此而扭曲变形，周某的死不过是其中一种。

范大中（广西 职员）

芜湖中院已失去审“白宫书记”的资格

　　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受审，本是很简单的事情，如今却搞得跟“李国福如何被报复致死”一样扑朔迷离。在11月19日的庭审现场，出现了一系列怪事：被害人和其代理律师被“逼出法庭”，20多名记者无法进入法庭旁听。这次庭审，被普遍形容为一场“关门审判”的闹剧。
　　针对铺天盖地的质疑，芜湖中院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逐一回应：被害人代理律师离开法庭是因为不愿意交出电脑；被害人离场则是因为高声叫喊、违反了法庭纪律；至于记者无法进场旁听，是因为旁听证已发放完毕。（11月24日中新社）
　　新华社曾播发新华时评发问：审“白宫书记”何以如此神秘？文中提到：有记者持通行证进入了法庭，但被认出身份后，又被强制带出。而对这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审判，芜湖市中院特意选择了仅能容纳六七十人的中等法庭，能容纳一两百人的大法庭却被闲置不用。
　　记者持证进入法庭又被带出、大法庭不用却用中等法庭，这两个细节，已经让芜湖中院发言人的一番解释变得面目可疑。至于律师不愿交出电脑、受害人违反法庭纪律，也并不是法院缺席审理的理由。被害人和其律师不在场，又无记者旁听，审理或该延期举行，而非不管不顾地继续进行。这场庭审闹剧何以出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法院希望审判“在真空中进行”，以便一切尽在掌握。
　　由于张治安在阜阳等地为官已久，关系盘根错节，芜湖中院这样的表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举试图隐藏什么——莫非张治安多年为恶的背后，牵涉到更多官员？而芜湖中院又不希望庭审中张治安说漏了嘴导致事情失控？
　　目前的情况，一手导演出庭审闹剧的芜湖中院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信力。再怎么解释，也只能放大舆论的怀疑、加剧人们对其的不信任感。可以说，芜湖中院已经不再适合审理“张治安报复陷害举报人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此案交由其他省份的法院公开审理，就像当年的“沈阳慕马大案”一样异地审理。只有被审官员关系网难以影响审判，“白宫书记”案审得如此蹊跷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

赵勇（江苏 媒体从业者）

假如王师傅们服务的对象不是白宫团队

　　有时候一些挺高兴的事情，一深究，就容易让人不高兴了。比如11月24日《现代快报》消息说：日前，3名普通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王德成、周勇、杨波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快件，竟是从白宫发来的3封“感谢信”。表扬他们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为美国总统和“白宫”团队提供的出色服务。
　　华府来信，这当然是个好新闻。但这则新闻的焦点意义显然不在于谁来信，而在于谁因何而来信。王师傅们给奥巴马及白宫团队提供了优质服务，白宫竟专程发信过来感谢，我们不妨注意几个细节：一是以白宫团队的身份地位而言，交代使领馆礼节性转达一下谢意也并无不可。然而，人家却亲自直接致谢；二是在电邮和电话更便捷的当下，白宫选择了传统的纸质信函表达谢意，不怕麻烦；三是对王师傅们一起提供的优质服务，发来3封感谢信分别致谢——这份诚意，还是挺暖人心的。
　　当然，3封感谢信而已，过度阐释似乎有些小题大做，说太多也显得矫情。然而，细节决定品质。从政治文明的视野观之，公权对私权的敬畏与尊重，公职部门对公民的感谢与感恩，不仅在于决策与施政的宏观领域，更在于诸多不起眼的小细节——这就好比山寨机与品牌机器，样子类似，但人性化、精细化的内里细节是模仿不来的。这才是真功夫，通俗点说叫做档次。
　　理性而言，白宫来信感谢咱出租车司机的优质服务，其实也没啥奇怪的。这就好比你在困难时，别人在职责之外道义地帮助了你，你多说几个谢谢，这是起码的礼节。但是，于当下现实语境而言，这3封感谢信又显得弥足珍贵。不只是它来自白宫，也不只是它背后隐喻着社会上稀缺的感恩意识，我们更看重的其实还是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政府懂得感谢群众。这一点，起码很多地方政府是需要学习的。因为，人们看到的大多是百姓感谢地方政府的画面，比如沉冤得雪，比如治污得力等。从来都是群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地感谢职能部门的辛苦，却很少看到职能部门真诚地向群众道声谢。
　　有人说，我这个说法可能不够准确，比如地铁施工、道路改造，政府经常出面“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但请注意，感谢众人的做法与感谢个体的传统是两码事——这就好比以人为本重点不是关注宏观的人类命运，而是关心每个微观“个体”的冷暖得失。如果不知道一对一的感谢与感恩，那么，泛泛而谈的“谢谢”就和演唱会上歌星的口头禅一样只是个语气词，没有实质意义。正因此，个别领导常常一边感谢农民兄弟，一边心安理得享受着农民兄弟的撑伞服务；一边感谢市民的理解与支持，一边对反映情况的个别市民恶言相对。如此分裂的事情，表面看是官场摆谱文化之弊，实质上还是权力傲慢的惯性。
　　我在想，假如王师傅们服务的对象不是白宫团队，而是地方政府部门，他们也像服务白宫团队那么卖力、或者更卖力，我们的某些职能部门会有“闲情”给他们谦恭地送上3封感谢信吗？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虚妄，只要留心，你就会发现，各地职能部门身边的“王师傅们”其实并不少，他们遭遇的礼遇或冷遇，就是我们公共生活的温度。

宋桂芳（江苏 职员）

缺乏人情的城市制度如何让人奢谈宜居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所谓礼仪之邦，不仅在待客之道上讲究礼数周全，更在日常生活细节中注重人情体谅，邻里往来，嘘寒问暖，那也是常有的事儿。故乡因家人而依恋，城市则因人情而温暖。当怀揣梦想的人们纷纷涌向城市生活的快车道，试图在那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属时，却不曾想到，在这个崇尚“陌生人社会”的城市里，他们注定只能成为彼此陌生的蜗居者。
城市人群间的淡漠，对研究社会关系学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个老话题。对研究城市规划建设的人而言，兴许能造成不错的噱头效应。针对当下中国城市的宜居状况，住建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23日就表示，中国城市的建筑密度太高、环境质量不尽人意、人际交流淡薄，不符合城市宜居的标准。
将人情与城市宜居结合起来，这的确能激发不少人的心理共鸣。就像人们熟悉的一句广告词一样：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只有注入了感情元素的城市，才能真正让人产生心灵的归属感，对城市的感官认知也才能因人情而改变。爱人、亲人、朋友、邻里，这些都是你留在城市中的情感因素，一个缺少人情，没有感情寄托的城市，注定只能是一片精神沦陷的荒漠，就像上海的一些白领在既缺乏心灵寄托，又压力巨大的城市生活中，最后只有选择被迫出逃一样。留不住人心的土地，只会让人陷入如围城般的困顿，而这样的城市又何谈宜居呢？
城市因人而改变，人情却在日益高耸的城市钢筋水泥中越发疏离。倘从如此状况来看，淡薄的人情的确让当前的城市无法奢谈宜居。互信的缺失，人与人之间兀立的屏障，动辄树立的“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的招牌，这也几乎成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图景，以至于但凡谈及中国与外国城市的区别时，不少侨居海外的同胞脱口便是“人情淡薄”四字。只是，人们在埋怨中国城市人情淡漠，埋怨城市无法让人产生认同感，甚至影响到居住的愉悦感时，是否也应该想过，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城市人情的疏离？我们是否本身就缺乏这种人情交流的制度与土壤呢？
最近，韩寒在嘉定世博论坛上发表了一番“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演讲，就很能代表当下城市人在都市生活中的无奈。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大都市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但城市却往往由于发展中的交通、住房、户籍等问题，导致城市人生活压力过大。试想，在一个房价飞涨、交通堵塞、户籍设卡、权力钓鱼横生的城市里，当城市本身的制度设计都充斥着物欲与权力魅影，而根本没有基于人情的制度土壤，又如何奢谈城市人际间的互信情感呢？
生活压力是压垮城市人情的最后一根稻草。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高峰路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当你好心搭一个胃病患者上车，却被突然冲出的执法者认定你是非法运营；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孩子是否能读上市里重点学校，是否能排队交上择校费而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中的人，你还会对你的邻居、每个陌生人微笑以示，还会认为这座城市是宜居的吗？
本身就缺乏情感制度设计实施的城市，此时再谈人情冷暖只能沦为空谈。2007年，有一个最牛的MSN签名：我是一只趴在窗户上面的蚊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却无法找到出路。蜗居于城市一隅的我们，遭际正像那只蚊子，横亘在我们与城市之间的玻璃，除了人情冷暖，还有那些冰冷的制度屏障玻璃。

本报评论员   李妍

鹤岗矿难：领责之后又该如何

　　“我对此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总结矿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领导忽视轻视，工作不落实不到位是主要原因……”因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黑龙江省政府在鹤岗市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该省省长表情严肃、言辞恳切地说出这话。到23日，该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104人。
　　领责就要担责，这说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现实中却似乎并非如此。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回顾了官员10年的“道歉史”，报道称，公众对于官员的道歉已从当年的“叫好一片”到现在的“渐入常态”，更多思考的则是道歉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
　　报道指出，近几年来，公众对于某些领导的道歉已产生某种“审美疲劳”，甚至有专家指斥少数官员的道歉，已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是啊，“道歉”之后往往没有下文，“领责”之后往往没人“担责”，那么这样的道歉和领责又有什么意义？在此，我想起来了去年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当时刚刚履新的孟学农辞去了山西省省长职务。
　　当然如此简单类比，或许不恰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仅在鹤岗，就已发生多起重大矿难：2008年鹤岗富华煤矿矿难，31人遇难；2008年鹤岗泰源煤矿矿难，13人遇难……刚才说到孟学农，自然让人想到原临汾市长李天太。因2007年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山西免去了李天太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提名免去其临汾市市长职务。“12·5”矿难造成105人遇难，跟此次鹤岗矿难人数基本相当。现在鹤岗市市长作为当地直接领导，面对鹤岗如此频发的矿难，是否也该有个说法？
　　104具遗体，背后是100多个破碎的家庭，这样凄惨的一幕已经多次上演。而到目前为止，仅有包括新兴煤矿矿长在内的三人被撤职查办，这显然无法给公众一个交代。

高立学（河南 媒体从业者）

该不该教孩子抗争“不正之风”

　　学生违纪，家长请客送礼就能不了了之；学生按成绩排座位，通过打点老师，孩子的座位可以从后往前调；学生有事请假，要先给老师塞现金……你可能觉得，以上这些充其量就够得上一个轻飘飘的词语“不正之风”。然而，现在它却搭上了一条人命。河南新密市实验高中的高三学生李金川，留下了对学校“不正之风”不满的遗书后服毒身亡。（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李金川的父亲执拗地想讨一个“恰当的说法”，但要找到一个直接关系人并不容易。“不正之风”，所谓“风”者，本已昭示，其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责任主体。它游走于几乎每一寸空间，但等我们想抓住它时，却是“虚空的虚空”。正因此，李金川的以死抗争就显得格外悲怆。他的抗争等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抗争会不会产生效果，比如能否拯救滑坡的师德云云，其实不用脑子思考就能轻易得出答案，因为“师德”也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诞生。
　　对生存者，对成年世界而言，有价值的只剩下一个问题：对身边的“不正之风”，我们已习惯逆来顺受，那我们该不该教孩子去抗争？
　　这首先是一个关涉道德的问题。如果给出否定的回答，那是有明显的道德风险的。然而这更是一个与现实利害紧密相关的问题。一个把孩子引向幻想，教他不与现实妥协的人，会是称职的家长吗？轻者，会导致其成长路上到处碰壁，重者，理想的幻灭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实际上，作为家长，有时或许该告诉孩子生活的真相，让他学会与现实妥协。
　　针对这种选择，道德家们可以谴责家长不负责任。因为整整一代人都那么庸俗和功利，在现实面前从不抗争，这样的民族难有光明的未来。谴责有理，但却徒劳。教育本来就是催人求真向善的，但当某一天，你居然发现，你教孩子求真向善时，结果竟是走向一个极端的反面，你会作何抉择岂非不言而喻？这种反向效应，究竟是家长和教育者的失败，还是教育和社会的失败？

黄波（湖北 职员）

“高学历城管”貌似形象工程

　　合肥市城管局公开招聘城管队员，最终，100名基准学历为本科的幸运儿挤进城管大门，其中包括11名硕士毕业生，他们的主要专业涉及法律、计算机、规划、广告美术、市政工程等。（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高学历城管队员成为这座城市的焦点，也引发了舆论的广泛争议。质疑的声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知识贬值论，认为“让硕士研究生们做街头执勤的城管，无异于杀鸡用牛刀，是一种典型的人才浪费”；另一种是实战能力论，“高学历城管队员的基层工作能力或许还不如居委会大妈”。不能说这些质疑没有道理，但客观而言，也的确难逃以偏概全的嫌疑。
　　以知识贬值论为例，如今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本科生、硕士生也早已不是就业市场的稀缺资源。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们的求职心态越发理性，有着稳定收入的政府公务人员——城管，被众多高学历者争抢自然就不足为奇。至于实战能力，尽管高学历未必代表高素质，但也决不能和能力差划等号。经验这东西，都是靠时间累积的，高学历者也未必没有潜力可挖。
　　事实上，对“高学历城管”最该问的，不是“高学历为何选择城管”，而是“城管为何选择高学历”。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合肥市城管局此次招聘城管队员，设置了“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最低要求，这个门槛甚至比许多政府部门招公务员还要高。不可否认，这其中尽管有提升城管执法素质的理性诉求，但是否也有一点权力虚荣在做怪呢？
　　随着观念的进步，职业不分贵贱越发深入人心。从现实看，引进高素质人才也确实是提升城管形象，改善执法水平的有效途径。但问题是，需要综合素质的城管职业，高学历者就一定能胜任吗？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高学历城管”的职业稳定性和忠诚度问题。对绝大多数高学历者来说，城管或许只是一个跳板。正如合肥市城管局一位工作人员所说，大学生做城管更多是屈从就业压力。一旦遭遇挫折，或者有更好的选择，城管对本科生、硕士生来说，还能有多大吸引力呢？
　　如果说公众质疑高学历者的能力是一种偏见，那么非本科生不取的招聘标准则是在走另一种极端，它假定只有高学历者才能胜任城管工作。在这个意义上，“高学历城管”就貌似形象工程。它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城管的外在形象，但对城管队伍的执法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却意义有限。从“妈妈城管”到“高学历城管”，我们需要反思，这到底是捉襟见肘，还是逃避现实？

吴龙贵（安徽 职员）